3月1日，籌備已久的“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覽在國家博物館開幕。本次展覽的英方策展人貝琳達·克里勒在國博講壇上表示，通過器物來講述歷史是在探索一種不同于文字中心主義的表述方式。同時她也坦承，大英博物館都是英國殖民擴展的產物，很多藏品都是通過這種行為獲得的，但在本次展覽中，沒有展品涉及到這個問題。展覽開幕之際，貝琳達·克里勒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3月1日，籌備已久的“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覽在國家博物館開幕。該展覽脫胎于大英博物館的一個廣播節(jié)目《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每一集節(jié)目用十五分鐘講述大英博物館中一件展品的故事。該系列一經播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大英博物館因此有了將其變成一個巡回展覽的想法。
　　“以物述史”，這是該展覽背后的主張。本次展覽的英方策展人貝琳達·克里勒在3月2日下午的國博講壇上表示，通過器物來講述歷史是在探索一種不同于文字中心主義的表述方式。傳統(tǒng)的以文字為中心來理解歷史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有些文明沒有文字，因此也就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的可能性。其次，在既存的文字記載中，很多情況下當強勢文明與弱勢文明相遇，這其中的權力關系讓強勢文明變成記錄者而弱勢文明是被記錄者，這種單向的表述過程充滿了誤解與偏見。“因此我們需要展示一種不偏向于某種文明的歷史，方法就是通過器物而非書寫。每個文明都會產生屬于自己的器物，我們希望把這些器物置于聚光燈下，然后像探索書寫一樣去探索它們。而對于那些文字記載豐富的文明，器物仍有其意義。因為文字有的時候是精英式的，而器物則更多的關于日常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器物有其意義，能為我們的歷史提供新的角度，能讓在文字中沉默的、被隱藏的部分發(fā)聲�！�
　　在提倡兼顧多種文明，讓歷史上曾經相互碰撞的文明都通過器物獲得機會的同時，大英博物館及其所在的英國因其曾經在歷史上的強勢地位也備受關注和質疑。在講座現場，有一位觀眾風趣地提出疑問：“您介紹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我能看到的是這些文物都是來自英帝國的遺產。我想知道今天的英帝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怎么看待自己的疆土逐漸從帝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畢竟中國人從來沒有體會過這種感受�！�
　　貝琳達·克里勒坦言，目前在政治上英國正在走向自己過去的反面，很多國家主張孤立政策而非像幾百年前的那種擴張。貝琳達雖然不覺得孤立是明智之舉，但也很慶幸英國不再進行殖民。“無論接受與否，大英博物館都是英國殖民擴展的產物，大英博物館中的很多藏品都是通過這種行為獲得的。現在不僅是大英博物館，世界上很多其他博物館也有關于部分藏品來源的憂慮。這是我們需要謹慎對待和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們也會收到很多遣回本國的請求。但在本次展覽中，沒有展品涉及到這個問題。這是英國歷史的一部分，在展覽中我們嘗試在人類歷史中文化相遇時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后果取得平衡。這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可能不認同，但它確實是存在的。” 貝琳達·克里勒說。

貝琳達·克里勒

　　【對話】貝琳達·克里勒：我們把這個展覽稱作“一種世界史”，而非“世界史”
　　記者：盡管在這個展覽中暗含著一條粗略的時間線索，但是每個單元的主題并不一定只屬于這個時段，比如“儀式和信仰”幾乎是貫穿人類文明始終的，而“相遇與聯結”也并非大航海時代特有的。所以我很好奇你們如何在不同的主題和各個歷史階段中取得平衡？
　　貝琳達·克里勒：這個展覽講述了兩百萬年的歷史，所以當我們把這些展品整合到一個展覽中時，我們需要考慮什么樣的組織方式能讓觀者易于理解。按照時間順序布展是十分可行的，但同時我們也選擇了一些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是在一個時間段內比較突出、比較顯著的主題。當然你是對的，“儀式和信仰”不僅限于那個特定的時間段，但我們把這個主題納入這段時間是因為在這段時間內，世界歷史進程處于激烈的變動當中。在這個時間段的最開始，基督教興起了，而在這段時間的尾聲，伊斯蘭教興起。而在這期間，佛教和印度教在工藝品的輸出上有顯著的變化。世界范圍內的一神教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所以從宗教角度來看，這個時期是非常重要的變動時期。這就是我們選擇在這個特定時間段內考察這個特定主題的原因。

“大洪水”泥板

　　記者：第三部分的標題“權力與哲學”十分有趣，能否展開解釋一下為何將這兩個詞并置？這里的哲學更多的是指向政治哲學，關于統(tǒng)治術的哲學嗎？
　　貝琳達·克里勒：這部分的展品可以被分成兩個部分，有一些展品聚焦當時世界上比較著名的政治領袖，比如亞歷山大大帝和奧古斯都。這些展品都是在探討龐大帝國的君主使用何種方法保持他們的權威，維系他們對于國家的控制。而另一部分展品則是在探索關于這種統(tǒng)治的哲學和社會層面的評價，“索�？死账瓜瘛笔且粋�典型的例子。他對于權力的腐蝕作用以及當一個君主擁有過大的權力時可能帶來的危險性持批判性的態(tài)度。所以我們把索�？死账沟念^像和奧古都斯的并置。奧古都斯是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而索福克勒斯則通過寫作探討君主專制的風險。這就是我們把這二者，同時也是權力與哲學并置的用意。

亞述士兵浮雕石板

　　記者：我尤其感興趣的是最后一部分，為何選擇工業(yè)革命為起點？那么關于信息技術的革命呢？在接下來的巡展中是否考慮開辟一個新的單元？
　　貝琳達·克里勒：最后一個單元探討的是最近兩百年，它確實是以工業(yè)革命為起點的，因為工業(yè)革命改變了生產和制造器物的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觀念。所以在這一單元，我們用美國大選的徽章和塑料制品來探討大批量生產。我認為這是這個歷史階段的一個顯著變化。當然，歷史并沒有在展覽結束的地方結束。這也是我們設置了第101件展品的部分原因，即希望讓這個展覽常展常新。

太陽能燈具與充電器

　　記者：如果說整個展覽有什么十分明確的線索的話，我會覺得是貨幣。幾乎在每一個部分都會有和貨幣或交換行　　為相關的一些展品，包括最后一部分展出的信用卡。這是刻意為之嗎？
貝琳達·克里勒：對。大英博物館有一個專門的貨幣部門，這是我們館藏中很杰出的一部分。從最開始的單元我們就能看到，貿易是人類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之后從貨物或金銀交易到歷史上第一個有印章的官方貨幣的發(fā)行，從個人所屬的貨幣到一個國家的國王所屬的貨幣，以這個點為跳板，貨幣，尤其是印制的貨幣，開始有不同的使用功能。雷西馬克把亞歷山大大帝的頭像而非自己的頭像印在錢幣上，以此作為和一位偉大政治領袖相互聯結的方式。在這里貨幣是一種宣傳鼓動的工具。而說到宗教，我們則有阿卜勒杜·馬利克金幣，這種金幣抹除了所有的肖像圖案，所以沒有面孔，也沒有形象，只有《可蘭經》中的話語，這是關于中世紀穆斯林世界力圖區(qū)別于基督教拜占庭世界的一種明確姿態(tài)。之后人們發(fā)現了攜帶實體貨幣的難處，因此有了紙幣。到現在干脆進入了無貨幣時代，我們攜帶的是信用卡。這是一個展覽中十分有趣的過程，我希望對貨幣格外感興趣的觀眾能夠留意。
　　記者：在選擇展品時，是否會在功能性的考量和審美性的考量之間達成平衡？有些人會覺得最后一部分的展品不如前面的好看，當然也可能是我們離得太近所以把他們視作理所當然了。你們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
　　貝琳達·克里勒：我想你也許是對的。對于最后一個部分的展品，我們會有種熟悉感。就我個人而言，十分古老的展品給我很深的震撼。想想它們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比如第一部分的玉琮，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情況下，它到底是怎么被雕刻出來的？那是一件非同凡響的展品。而當我們看最后一部分時，新的技術讓生產變得容易，那種奇觀感，那種深植于物件內部的技藝似乎就消退了。但是最后一部分也不乏一些好看的展品，比如阿富汗戰(zhàn)爭掛毯。那是一件手織的帶有強烈政治信號的工藝品，令人震撼。
　　記者：我也注意到最后一個單元選取的展品很多和政治、社會運動有關，比如美國大選勛章、俄國革命瓷盤、阿富汗戰(zhàn)爭掛毯等，這樣的選擇出于何種考量？
　　貝琳達·克里勒：是的，在最后一部分，有很多和社會運動和戰(zhàn)爭相關的展品。社會運動和戰(zhàn)爭是過去兩百年中世界歷史的一個特征，比如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這是全球歷史的一副丑陋面孔。同時也有內戰(zhàn)，世界上不同地區(qū)的部落之間的戰(zhàn)爭。這些都動搖了對于文化的傳統(tǒng)理解，并且也創(chuàng)造了很多民權運動和與之相關的展品，比如俄國革命瓷盤和美國大選勛章。美國大選勛章其實十分有趣。我們選的勛章是1980年代的里根競選勛章，上面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同時也有一枚勛章上面是年輕時候的希拉里·克林頓。當時選展品的時候，我們并沒有預料到它會和美國現在的情況形成呼應。

元青花瓷盤

　　記者：我很好奇對于這樣一個十分有野心的、面對復雜世界歷史圖景的展覽，在呈現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的時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緊張關系？比如，里面有一些物品涉及到殖民、侵略和奴隸制度。在策展時是否會有一個預期的比例？
　　貝琳達·克里勒：這個展覽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世界范圍內的人類文明所經歷的那種普遍的人性。 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愿意回避人類所經歷的問題，尤其是當不同的文化相互沖撞的時候。所以在“相遇和聯結”這一單元，我們既考察了文化相遇時積極的結果，也探討了負面的后果。涉及歐洲、非洲和美洲的跨大西洋奴隸交易正是一種負面的后果。我們有涉及到奴隸交易的“馬尼拉”錢幣，也有貝寧飾板。當然貝寧飾板并非一定就和奴隸交易有關，因為當時在非洲和歐洲之間也有很多其他貿易。但我們同時也嘗試探討更加積極的關系，比如索維面具，它展示了從文化交流中生發(fā)出來的不同的好奇心。這個面具當時被帶回了英國，當做展示非洲文化的一種獵奇物件，但是面具頂上的帽子是非洲人從歐洲人的穿衣風格中學來的，它反過來展示了歐洲文化，滿足了非洲人對于歐洲的好奇心。這是一種雙向的交換和凝視，十分有趣。
　　大英博物館策展人：展示歷史而不偏向某種文明貝寧飾板
　　記者：有人認為歸根結底，這個展覽還是在用西方化的視角看待世界歷史。盡管它正在進行世界巡展，但是當地博物館的能動性卻十分有限。這就好像大英博物館發(fā)出一個邀請，想要獲得入場券的人必須遵循你們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這和如今的全球化趨勢類似。你對這種評論作何評價？

　　貝琳達·克里勒： 實話實話，我不覺得這樣的評價就毫無道理。西方視角這一點當然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為大英博物館確實是一個西方的機構，也同樣深深根植于西方啟蒙的歷史。所以如果這個展覽是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利用自己的館藏來策劃，那么肯定會十分不同。但這正是我們邀請大家共同來參與討論的部分。我們把這個展覽稱作“一種世界史”（a history）而非“世界史”（the history）正是因為這些不同視角的存在。展品本身可以做不同的解讀，不同的展品可以講述同一段歷史的不同側面，東方和西方的視角會涉及到做一個講述世界歷史展覽的不同挑戰(zhàn)。因此我們很樂意看到人們的思考，如果他們要做一個關于世界歷史的展覽，會是什么樣的？和我們的這個展覽有什么不同之處？說實話我很期待聽到與此相關的討論，這些討論會給我們一些關于這個展覽和關于世界歷史的反饋。當這個廣播系列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預料到這個展覽會取得世界范圍內的成功，因此在展品的選擇上很多是面對英國觀眾的。因此在做世界巡展時，我們需要注意這個問題，讓它變得不那么英國，我不確定我們是否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