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舞美奢華也不等于降低劇目投入
編輯：Angelia 文章來源：數字展示在線 發布日期：2014-8-12 21:41:47
近年來，舞臺美術、劇場建筑“禁奢”引起了廣泛關注。“禁奢令”是好事，但是反對劇院奢華不等同于減少劇院投資，反對舞美奢華也不等于降低劇目投入。在“禁奢”的背景下，有限的演出資金應該投向哪里，中國演出業應該向何處轉型？專家建議，應建立舞美技術與劇場技術標準化，將舞臺美術與劇場技術中所包含的龐雜內容界定清楚，明確辨別有利于藝術發展、藝術創新的內容。
2008年“剎住劇院建設奢華之風”的兩會提案，2013年頒布的舞臺美術“禁奢令”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現今，節慶晚會少了，劇院豪華且票價虛高，演出公司倒閉，演出市場呈現低迷狀態，無論是演出數量，還是演出業經營性收入，均陷入低谷。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的演出業應該走向哪里？
處于轉型期的演出業
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標準研究中心主任閆賢良等人2008年向全國“兩會”提交的《剎住劇院建設奢華之風，倡導文化建設勤儉節約》提案中提出，“一個經濟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資10億元，建設近7萬平方米的大劇院，用20公斤黃金鋪滿大幕炫耀金碧輝煌；許多音樂廳配置了大型管風琴設備，動輒幾千萬元的投入，且維護費用非常高。這種設備主要在教堂使用，而電子風琴足能滿足音樂廳的演出需要。”而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廳堂建筑聲學質量卻不能保證，現代數字化演出設施和適合現代劇目演出的舞臺空間卻一減再減，甚至出現嚴重不符合《劇場建筑設計規范》的現象。注重外在闊氣、忽視內在品質的歪風在我國演藝界依然存在。
閆賢良告訴記者，劇院裝修上的豪華和追求外觀、造型上的奇特，從某種意義上，地標意義確已成為大劇院的第一重功能。而能夠支撐現代大型歌舞戲劇巡回演出的大型劇場院線遠沒有形成，滿足群眾就近觀演的群藝館、文化館劇場建設尚未真正開始。與之對應的是，國內很多昂貴而奢華的劇院卻利用率不高。根據國際通行的行業標準，一座劇院一年的演出量應在300場以上，然而國內能達到這個數字的劇院不到10%。“在當前的中國劇院管理中，正在涌現極其不正常的怪相。政府投資建設的劇院，然后每年再支付幾千萬元經營補助費維持其運營。”閆賢良如是說。
此外，舞臺美術方面的耗資也頗受非議。曾有媒體報道，某年某春晚主持人一套裙子價值30萬元，而舞臺置景動輒投入幾千萬甚至億元人民幣。舉辦一場專場演唱會同樣耗資巨大。據了解，很多演唱會中明星服裝為國際頂級品牌，更不論舞臺大場面、大制作渲染所花費的費用。很多舞美裝置不能模塊化、標準化重復使用，結果造成極大浪費。
為演出投資劃出底線
“禁奢令”是好事，然而許多專家強調，“禁奢”絕不能等同于斷絕或減少舞美的資金投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抵制一次性大制作高投入，但也要推動舞美向現代科學技術轉型，將錢用在“刀刃”上。
“從國際演出市場看，舞美是舞臺藝術和舞臺技術的最佳融合點，是推動舞臺藝術創新的重要方面。融合越來越多現代高新技術的舞美制作，是激發舞臺藝術感染力、影響力，甚至是創新舞臺敘事方式的爆發點。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空間技術的舞臺應用，都會催生嶄新的舞臺表演形式和表演方式。因此，舞美高科技研發的投入非但不能減少，反而需要進一步加大。”長期從事文化標準化研究的閆賢良說。
因此，“禁奢”首先需要將舞臺美術與劇場技術中所包含的龐雜的內容界定清楚，明確辨別哪些是有利于藝術發展、藝術創新的內容，哪些屬于不必要的、奢侈浮華的內容，即舞美技術和劇場技術的標準化建設。“具體而言，符合科技發展趨勢、能夠促進藝術創新發展、豐富藝術表現形式的舞美投入是值得鼓勵的；而那些空洞的一次性大場景、昂貴的個人包裝等則屬于不必要投資。” 閆賢良告訴記者。
“在商業演出活動中，必要的舞美投入能夠吸引更多觀眾，促進文化消費，并且商業化劇目演出的舞美投入往往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通過商業良性循環，能夠一定程度上促進文化消費。因此，應當鼓勵商業演出，引進西方劇場模式，杜絕表演及舞美設計趨同化，提倡舞美多元化且量力而行地投入，鼓勵主題性演出。”在中國舞臺美術學會副會長、中國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主任李威看來，我國表演業有很大部分是節慶晚會，舞美布置是一次性的，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引導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轉變
“劇院利用率不高并非是劇院建設數量過多，事實上，我國的劇院數量遠遠沒有飽和。”閆賢良告訴記者，在日本，僅現代化劇院就有3000余座，數量及人均劇院占有量遠高于中國。中國劇院利用率不高的根源在于我國表演藝術的消費市場沒有建立，國民消費方式有待從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轉移。“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人們在物質上的消費水平迅速提升，而花費在劇院等文化領域的消費仍然遠遠不夠。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很大程度上需要國民消費方式轉型，從奢華的物質消費向高雅的精神消費轉變。”他說。
“政府投資興建的大劇院，應該承擔起公共文化服務的職責，讓百姓看得起戲，讓當地的民族藝術進得去大劇院，甚至保護當地演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育舞臺藝術消費市場等。劇院運營管理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應該有標準，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體系應該介入當前的劇院管理之中，中國劇院的分類分級應該提上日程。”閆賢良告訴記者。
閆賢良認為，劇院管理人才素質的提高是轉變我國演藝產業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現代劇院管理人才既要具備藝術學知識體系，也應擁有現代管理科學知識體系，還需要掌握市場營銷學。然而我國的劇院管理人員或是出身藝術院團的演職人員，管理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有所欠缺；或是委托公司管理，雖熟識管理學、市場學知識，然而藝術學知識有待提高，理解劇院作為藝術殿堂的真正意義方面有所欠缺。近年來，文化部也先后組織了一些藝術管理人才培訓班，表明藝術管理人才的綜合素質已越來越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提升演出業水平、擴大藝術消費市場的根本措施，是把政府資金大量地投入到藝術創作生產之中、投入到管理人才培養上，只有創作能力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才能生產出更多有故事性、有文化內涵的優秀作品，才能使舞臺美術、劇院建筑，甚至演員明星都成為有內容的文化符號，從而鑄造出一座劇院的軟實力。”閆賢良告訴記者。
2008年“剎住劇院建設奢華之風”的兩會提案，2013年頒布的舞臺美術“禁奢令”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現今，節慶晚會少了，劇院豪華且票價虛高，演出公司倒閉，演出市場呈現低迷狀態，無論是演出數量，還是演出業經營性收入，均陷入低谷。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的演出業應該走向哪里？
處于轉型期的演出業
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標準研究中心主任閆賢良等人2008年向全國“兩會”提交的《剎住劇院建設奢華之風，倡導文化建設勤儉節約》提案中提出，“一個經濟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資10億元，建設近7萬平方米的大劇院，用20公斤黃金鋪滿大幕炫耀金碧輝煌；許多音樂廳配置了大型管風琴設備，動輒幾千萬元的投入，且維護費用非常高。這種設備主要在教堂使用，而電子風琴足能滿足音樂廳的演出需要。”而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廳堂建筑聲學質量卻不能保證，現代數字化演出設施和適合現代劇目演出的舞臺空間卻一減再減，甚至出現嚴重不符合《劇場建筑設計規范》的現象。注重外在闊氣、忽視內在品質的歪風在我國演藝界依然存在。
閆賢良告訴記者，劇院裝修上的豪華和追求外觀、造型上的奇特，從某種意義上，地標意義確已成為大劇院的第一重功能。而能夠支撐現代大型歌舞戲劇巡回演出的大型劇場院線遠沒有形成，滿足群眾就近觀演的群藝館、文化館劇場建設尚未真正開始。與之對應的是，國內很多昂貴而奢華的劇院卻利用率不高。根據國際通行的行業標準，一座劇院一年的演出量應在300場以上，然而國內能達到這個數字的劇院不到10%。“在當前的中國劇院管理中，正在涌現極其不正常的怪相。政府投資建設的劇院，然后每年再支付幾千萬元經營補助費維持其運營。”閆賢良如是說。
此外，舞臺美術方面的耗資也頗受非議。曾有媒體報道，某年某春晚主持人一套裙子價值30萬元，而舞臺置景動輒投入幾千萬甚至億元人民幣。舉辦一場專場演唱會同樣耗資巨大。據了解，很多演唱會中明星服裝為國際頂級品牌，更不論舞臺大場面、大制作渲染所花費的費用。很多舞美裝置不能模塊化、標準化重復使用，結果造成極大浪費。
為演出投資劃出底線
“禁奢令”是好事，然而許多專家強調，“禁奢”絕不能等同于斷絕或減少舞美的資金投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抵制一次性大制作高投入，但也要推動舞美向現代科學技術轉型，將錢用在“刀刃”上。
“從國際演出市場看，舞美是舞臺藝術和舞臺技術的最佳融合點，是推動舞臺藝術創新的重要方面。融合越來越多現代高新技術的舞美制作，是激發舞臺藝術感染力、影響力，甚至是創新舞臺敘事方式的爆發點。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空間技術的舞臺應用，都會催生嶄新的舞臺表演形式和表演方式。因此，舞美高科技研發的投入非但不能減少，反而需要進一步加大。”長期從事文化標準化研究的閆賢良說。
因此，“禁奢”首先需要將舞臺美術與劇場技術中所包含的龐雜的內容界定清楚，明確辨別哪些是有利于藝術發展、藝術創新的內容，哪些屬于不必要的、奢侈浮華的內容，即舞美技術和劇場技術的標準化建設。“具體而言，符合科技發展趨勢、能夠促進藝術創新發展、豐富藝術表現形式的舞美投入是值得鼓勵的；而那些空洞的一次性大場景、昂貴的個人包裝等則屬于不必要投資。” 閆賢良告訴記者。
“在商業演出活動中，必要的舞美投入能夠吸引更多觀眾，促進文化消費，并且商業化劇目演出的舞美投入往往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通過商業良性循環，能夠一定程度上促進文化消費。因此，應當鼓勵商業演出，引進西方劇場模式，杜絕表演及舞美設計趨同化，提倡舞美多元化且量力而行地投入，鼓勵主題性演出。”在中國舞臺美術學會副會長、中國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主任李威看來，我國表演業有很大部分是節慶晚會，舞美布置是一次性的，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引導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轉變
“劇院利用率不高并非是劇院建設數量過多，事實上，我國的劇院數量遠遠沒有飽和。”閆賢良告訴記者，在日本，僅現代化劇院就有3000余座，數量及人均劇院占有量遠高于中國。中國劇院利用率不高的根源在于我國表演藝術的消費市場沒有建立，國民消費方式有待從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轉移。“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人們在物質上的消費水平迅速提升，而花費在劇院等文化領域的消費仍然遠遠不夠。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很大程度上需要國民消費方式轉型，從奢華的物質消費向高雅的精神消費轉變。”他說。
“政府投資興建的大劇院，應該承擔起公共文化服務的職責，讓百姓看得起戲，讓當地的民族藝術進得去大劇院，甚至保護當地演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育舞臺藝術消費市場等。劇院運營管理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應該有標準，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體系應該介入當前的劇院管理之中，中國劇院的分類分級應該提上日程。”閆賢良告訴記者。
閆賢良認為，劇院管理人才素質的提高是轉變我國演藝產業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現代劇院管理人才既要具備藝術學知識體系，也應擁有現代管理科學知識體系，還需要掌握市場營銷學。然而我國的劇院管理人員或是出身藝術院團的演職人員，管理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有所欠缺；或是委托公司管理，雖熟識管理學、市場學知識，然而藝術學知識有待提高，理解劇院作為藝術殿堂的真正意義方面有所欠缺。近年來，文化部也先后組織了一些藝術管理人才培訓班，表明藝術管理人才的綜合素質已越來越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提升演出業水平、擴大藝術消費市場的根本措施，是把政府資金大量地投入到藝術創作生產之中、投入到管理人才培養上，只有創作能力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才能生產出更多有故事性、有文化內涵的優秀作品，才能使舞臺美術、劇院建筑，甚至演員明星都成為有內容的文化符號，從而鑄造出一座劇院的軟實力。”閆賢良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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