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4個月的清潔、修復和上色，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制作完成的“1949年北京城原狀模型”近日重新在市城建檔案館拼裝完成。

    上萬次揮毫只為洗去10余年的塵埃，泱泱皇城濃縮為伸手可及的微型標本。從昨日開始，位于市城建檔案館的1949年北京城原狀模型完成大修，層層灰色民居向城市中心涌動，重新烘托出紅墻金瓦的紫禁城。

   1毫米厚的積土挺“致命”

    昨天上午10時，這座重新亮相的微縮京城幾乎讓所有人驚艷。不靠對黑白老照片中朦朧灰色的猜測，不靠對今日尚保留建筑的聯想，這座在1951年前后做成的模型，居然有著如此鮮亮的色彩。讓灰色浸淫多年的護城河和前中后海，現出原本的水藍色；曾經讓塵埃壓塌的樹木，也都重新披上了翠意；灰色、金色、綠色、白色的屋頂點綴在這座方方正正的城中，多了點兒鮮活氣。

    但就在幾個月前，這套展出面積超過70平方米的老模型還被沉積了14年的塵土蒙面。為了讓這份珍貴史料煥發生機，市規劃委決定對其啟動大修。

    今年7月下旬，乘著天氣不潮也不干，曾經做過鳥巢、中央電視臺新址、故宮模型的師傅們，開始拆分這座舊日京城。這些來自模型界最頂尖的公司——密克羅模型的熟練工們，對這座文物級的微縮城市也捏了一把汗。

    70多平方米的模型，是由90多塊板子拼成的。每一塊板子，兩個人得干上一個星期。

    “在這種恒溫恒濕的屋里，塵土落得都有1毫米厚了，真夠嗆。”當年曾經親手做成國家體育場招標模型的師傅說。1毫米的土，對于微縮模型來說，是致命的。他們先得用比車載吸塵器還小的電動吸塵刷，吸去最上面的一層土；再用小刷子，撣去灰塵；最后才用可以寫寸楷的狼毫勾線筆，輕輕蘸水，刷去縫中的浮塵。

    或許是長期低頭的緣故，這些師傅的脖子后的骨頭節都有些外凸。幾天之后，這些做慣了模型的師傅們，讓一塊西四平房區的模型亮出了積塵下的縱橫經緯和棋盤式格局。金魚池的幾塘活水也重新顯出了藍色。

    “這修復，可比做新的都累。”習慣性地捏捏后脖子，這位師傅說。

    1949年的北京城或將數字化

    塵土除清之后，就是用竹批兒、松木、塑料等修補殘缺。這種精細活兒，讓10多名熟練工足足做了3個半月。就在這方寸之間，他們扶起倒塌的院墻，補種上倒地的大樹。一次性筷子粗細的五邊形體，被切成了一棟棟小房子，替換掉倒塌、殘損的房屋。現實中能藏很多人的墻垛子，在模型中縮成芝麻粒大小，師傅們就一次次捻起“芝麻粒”，將城垛子粘回原地，殘垣終于恢復了昔日的模樣。

    “很多人都說它看起來太新了。但我們除了個別填色之外，沒對這6萬多間房子進行整體粉刷。”密克羅模型公司相關負責人劉輝，晃了晃只有半礦泉水瓶子的灰色顏料。

    據市城建檔案館介紹，這座模型的制作藍本，是1949年1∶1000的人工勘測圖。雖然模型在1951年就建成了，但一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才來到檔案館。1999年，檔案館曾經試著維修過一次，但由于當時未拍照留存，因此現在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謎。

    “最關鍵的是，1949年的人工勘測圖至今都沒有找到。有些建筑是什么，有些設施為什么會出現在那兒，對我們來說都是還需要研究的課題。”城建檔案館館長張斌說。

    在這次翻修之前，已經將整個模型垂直翻拍。這些素材，有望補充進“天地圖”和數字北京等系統中。張斌說，這些素材已經可以制作成3D模型，未來或許可以看到數字化的1949年北京城。

    延伸閱讀

    南長街上的牌樓抑或是門洞？

    當年模型還留下未解之謎。

    1949年的老北京“重生”，對于規劃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人士來說是件喜事。但當除去歷時的塵埃，疑問也隨之到來：這座模型中，南長街上怎么會有座牌樓？

    “這肯定不對，那兒從一開始就是門洞，這座模型做錯了。”遙指著模型中南長街上的牌樓，北京市規劃學會理事長趙知敬搖搖頭。1949年時他已經12歲，童年的記憶不會騙他。南長街的門洞和現在的一樣，一直都沒有變過。

    一份史料顯示，1912年，“皇城南墻新辟南長街和南池子二門洞”，又將南海寶月樓亮出，改名為新華門，為當時的“總統府”大門。雖然時間有所出入，但《北京通史》中也記載：“1913年……又拆除了中華門內的東西千米廊及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兩側的宮墻，并先后開辟南池子、南河沿、南長街、灰廠、翠花胡同、寬街、廠橋、五龍亭等處的皇城便門。”

    這些“便門”，是直接從墻上打開的，因此在市城建檔案館的探訪過程中，很多老人也記得此處是門洞。

    “但當年一共勘測了13萬間房，7萬多棵樹，不太可能在這里犯個這么明顯錯誤。”張斌猶豫著說。

    如果繼續翻閱史料，在一份記錄1925年孫中山靈柩起靈過程的文字上，曾經寫著“19日先掛西直門、阜成門、宣武門、和平門、南長街牌樓……南池子牌樓”。

    雖然從去年開始，城建檔案館已經開始尋找當年參與過測繪和沙盤制作的老人，但獲得到的有用信息寥寥無幾。惟一一位從城建檔案館退休、現在已經80多歲的老人說，自己曾經參與過1949年這次測繪，但后來找誰做的模型，測繪檔案又放在哪兒了，“已經記不清了”。作為城建檔案館，其檔案中有很多當年的老照片。但遺憾的是，無論是拍攝故宮、天安門，還是記錄當年人民大會堂修建，現有的照片角度恰恰都沒有拍到這個視角。

    讓人生疑的，是1999年那次修復。

    “有可能是工匠師傅修復過程中粘錯了，但由于當年并非大修，因此這種可能性并不高。”張斌說，遺憾的是當時并沒在修復前拍照留影，因此現在完全沒有可參考的影像或者測繪數據。“還是希望能找到當年的測繪圖。只有對照最原始的資料，才有可能找到最原始的證據。”